山西空管分局开展信息网络持照人员资质排查
目前，有些法律规范体现了这一规制要求，例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14条第2款规定，如广播电台、电视台因特殊情况需要暂时停止播出的，应当向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暂时停止播出。
欧盟也坚持政府适度监管下的行业自律管理的理念。从本质而言，算法正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准公权力。
尽管可替代算法决策评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商业需要模糊性的弱点，但受算法专业化和复杂化的影响，原告很难提出可替代性算法决策程序。欧盟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则从数据存储和算法备案的角度来防止算法出现歧视。因此，法院判决谷歌公司应当充分尊重冈萨雷斯被遗忘权，取消冈萨雷斯这一姓名与冈萨雷斯因陷入债务困难导致房屋被拍卖之间建立的链接。(28)2017年，英国发布的《数据保护法案(草案)》更是强化了知情-同意制度，并对个人同意增加了许多新条件。(56)在实践中，法院主要是从特定受保护群体受到算法决策影响角度来展开的，即只有某一算法决策对特定受保护群体构成了不利影响，才可能认定该算法决策存在歧视。
这种审查模式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康涅狄格州诉迪尔(Connecticut v.Teal)案得以运用。这种事前行为控制，主要包括算法审查与评估和民主化数据收集与退出机制两个方面。( 一) 宪法 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三是合议制落实情况考评。这与行政机关的民主集中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问题应该是依靠法院组织理论和其他制度解决的。因此，概要考察域外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的特点十分必要
中国的证据有两个源泉：犯罪现场和被告人口供。法律现象，即法律实施的现状。
再比如，刑讯逼供是刑事司法里司空见惯的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屡禁不止？过去在这方面几乎很少有人做深入的研究，因为我们上来就通过严禁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沉默权等来改造它，结果越改造，刑讯逼供反而越严重。没有人研究这些口袋罪产生的原因。某网络作家得罪了某著名教授，教授埋伏在网络作家上下班的路上，砍了他一刀就跑了，有专门的武器、适用对象和作案手段，结果经过鉴定是轻微伤。为什么你要提出理论？为什么要大家都引用和接受你的理论，乃至形成学派？就是因为你的理论有说服力，你的理论能解释现象和问题，你的理论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走出困境，我们得拿这样一个检验标准来衡量。
我说中国的问题那些概念（经济学）解释不了，他说解释不了也得解释，因为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总体来说，目前社会科学引入到中国来，法经济学有点一枝独秀，法社会学的引入还有点薄弱，但其实社会学和经济学都是比较完整和成熟的社会科学体系。为什么我们对中医颇有微词？就是因为它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对部门法有点歧视的氛围中，他们自己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西方法经济学的抄袭者、介绍者和移植者，满眼都是经济学的那套概念。
我们在面对具体问题的解释时可以是竞争者，但面对一个更大的东西时可能是同盟者。因为中国有两个特点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一是中国没办法把一个轻微的、小额的盗窃变成盗窃罪，我们的入罪标准有数量的限制。
那么更大的东西是什么呢？也许是流行在法理学里那些不着天地，完全没有一点生命力，也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话语。为什么中国对刑讯逼供的治理几乎是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做研究，找到它的病根。
一或两个人、一个健壮的身体、一支笔、一个屋子就够了，只要有力气，能熬夜就行，不像DNA鉴定和血型鉴定需要投入仪器设备，刑讯逼供什么设备都不要，成本极低。我还要对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作出一点评论。还有一些研究法经济学的学者走向经济学帝国主义，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鼻祖，只有经济学才是科学。我分析的是刑讯逼供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它的成本低、收益大、风险小，刺激了侦查员。第二，没有证据证明现有理论比原有理论更高明、更可靠、更有效、更能解决问题，你还得回到解决问题的老路上去，而不是说纯粹个人的好恶。请问在艾滋病的病因没有找到的情况下，你敢开药吗？有些中医敢开，吃了该中医八年的药，碰巧好了，但下一个却死了。
口供只能是证据资料，不能转化为立案根据，用口供自愿法则加以限制，不像今天这样，到了法庭上就能用。我一听那个疫学因果关系就来气，中国人都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好像窜到民法里边去了。
卡多佐甚至还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且有一个经典的判断：因为警察违法你就放纵犯罪吗？他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挑战，认为这也代表了程序法的一种思维方式。仅针对法教义学这个现象，而非针对个人。
女生报案，这才叫寻衅滋事罪。用民间最通俗的话来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我始终坚持一点：部门法以及部门法所代表的实践是社会科学引入法学方法永恒的、取之不尽的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全年立案的刑讯逼供罪只有1000件左右，并且三分之二都判缓刑，判实刑的很少。但你会发现这些口袋罪也像审判委员会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当然，我运用的也不太好，因为过去受到的这方面的学术训练太少。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在法律文本中发现规律、提出概念。法官就告诉律师，这要在过去就是投机倒把罪，跟今天的非法经营没什么区别。
但不管研究法律文本还是研究法律现象，都应该从研究的对象中发现问题，在问题中发现规律、提出概念。我特别喜欢把法学跟医学作对比。
这一套体系不是由行政法解决的，也不是由刑法解决的，而是由警察对一个公民的自由进行限制和剥夺，当然其中有保安处分和防卫社会的色彩，有治疗和挽救的色彩。我这里不是鼓吹社会科学或纯社会科学，而是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确实，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各种学派，好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但不要被表象所迷惑。第二，原来流氓罪现在叫寻衅滋事罪。今天我国面临的问题同样如此，有那么多的经验和教训大家不去研究，反而奢谈什么法教义学。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和卡多佐（Benjamin N.Cardozo）也都研究侵权、合同、违约、责任、程序、正义等。
我们通过分析法律文本和多学科交叉，就可以提出概念和理论。这里没有做价值判断，刑讯逼供是恶的，谁都知道。
刑民交叉，像我研究过的合同诈骗罪，10个有9个半都是冤假错案。对犯了严重过错但不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有工读学校。
比如，目前刑法学界号称从德国引进一些制度，那你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这种理论贡献不是简单的从德国引进一些概念，而是这些引进的概念和理论能让我们对一个案例、现象或判决书的分析比传统理论更有说服力。我的一个博士生受到启发，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篇博士论文，并作为专著出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